青砖小瓦马头墙，回廊挂落花格窗，青山向晚盈轩翠，碧水含春傍槛流。
在后世以白墙青瓦的徽派建筑而闻名，在明代，则是徽商发祥之地，商贸发达、经济繁荣、文化昌盛，徽商富可敌国，连带着徽州也成了天下闻名的富裕去处。
但这种繁荣和昌盛都只表面而已，徽州多山少田，本就是田少而人多的情况，所谓“其地在山谷之间，民鲜田畴，无平原旷野可耕种”，农业生产条件恶劣，徽州的田地无法支撑当地日益增加的人口，这也是徽州百姓大批投入商业的原因之一。
而徽商依靠盐业、典当等行业暴富，聚敛起大量的财富，惹人耳目，给徽州赚取了一个富有的虚名，导致朝廷对徽州不断增加税收、大肆搜求，“自嘉靖以来，又益以不时之派，一岁之中，征求日多”，那些豪商巨贾大多有官面背景，有的是办法逃避苛捐杂税和各种临时加派，这些加税自然都压在了百姓和中小商贾身上。
即便是豪商巨贾不逃避加税，他们毕竟是少数，朝廷的加派照样还是要压在百姓和中小商贾身上，普通百姓要么流亡、要么投寄豪门充当佃户，受害最重的便是那些“小有田业而无余货”的中产之家，“一更重役无不折而入于贫”。
因此徽州地区自正德嘉靖年间起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兼并，乃是大明大规模兼并的最早的地区之一，徽州的田土大多被豪绅大贾吞并，许多百姓被沉重的税赋压榨，家庭经济处于崩溃的临界，又无田土可以耕种，只能投身于商道，形成了“徽州风俗，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，科第反在其次”的局面。
时至明末，朝廷加派愈发酷烈，中小家庭破产者比比皆是，大多借了豪商巨贾的高利贷为本金投身商道以殊死一搏，说是从商，实际上是替豪商巨贾打工，利润基本都被豪商巨贾通过高利贷抽走，所谓“业贾者什家而七，赢余者什家而三”。
而徽州的豪商巨贾敛聚大量财富，受当地农业水平的制约，没有像江南地区一样将财富投入各种绣庄、工坊之中以生利，要么用以修葺祠堂、营造楼阁，要么奢靡享受、一掷千金，要么扶持子弟、以商改士，要么收聚奴仆、奴役佃户，要么干脆将白银统统藏在地窖中、化为银粉都不愿拿出来使用。
徽商的巨富没有像江南那样形成动摇社会旧秩序的资本主义萌芽，反倒与旧秩序相互融合，让徽州整体更趋向于固化和保守。
大熙兵进徽州之时，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上下矛盾越来越尖锐激烈、富者极富、贫者极贫的两极局面，中小商贾和佃户农户迫切希望推翻压在身上的大山，所以当大熙军进入徽州之时，这些百姓们夹道欢迎、甚至自发发起暴动配合，暴动的百姓冲进官府和豪商的庄园住家之中，将田契地契卖身契等等一概焚毁，留下一座座大门敞开的庄园乃至城池给大熙军。
而那些豪商大贾出钱出粮支持何腾蛟，就是希望何腾蛟能够做他们的刀子，替他们镇压贫民、挡住大熙的进军，结果何腾蛟面对大熙军一触即溃，这群豪商大贾自然也慌了神，大多收拾了细软逃去了江南。
这对大熙来说自然是件好事，逃去江南的徽商，自然就是大熙的敌人，大熙可以名正言顺的没收他们的田产金银再重新分配给百姓，那些留下来的徽商自然是可以合作的对象，大熙还得靠他们挖出藏在体内的蛀虫、通过他们来吸干江南的财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