葛诚向南方拱了拱手。
“我朝建立之初，社会残破，户籍散乱，此时朝廷的工作的重点是使流移各地的大量百姓安顿下来，重新纳入官府户籍，所以官府在大力鼓励垦荒的同时，也了很大力气进行户口统计，编制了相应的册籍，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，社会经济稳定下来了。”
“在乡里的根基是里甲制度，在城里的根基是厢坊制度，应付官府的各种征求，追征各户应缴的钱粮，也要解决纠纷，督促生产，维护治安。”
“中华重工和中华重工的体系下，已经破坏了官府治理地方的政治基础。”
如果朱高炽在这里，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官府的根本权利，被中华重工侵占了。
当年中华重工规模小，才数千人，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形成了默契。
可几年发展下来，哪怕反应再慢的官府，也要正视这个问题了，幸亏是在北平，如果是在陕西，这个矛盾早就爆发。
权利之争，向来是激烈的。
葛诚多年来担任长史府左长史，习惯从大方向入手来思考问题，他身旁的金忠，起于微末，习惯从实际出发。
“对这些变化，其实小王爷是有准备的，例如支持官府垦田，利用铁道支持地方驿站系统等。”
“不过目前看来，中华重工体系发展太快，这些补贴手段，已经跟不上当下的形势，满足不了化解矛盾的需求。”
葛诚和金忠，都不是传统的读书人。
在场的传统读书人是余逢辰，也是几人中和燕王相伴时间最久，资历最深的人。
其实历史有时候很奇妙。
这三个燕王最亲信的人，按照和燕王关系深厚和相处时间来分，那么最长的是余逢辰，中间的是葛诚，最后是金忠。
而在朱棣造反的时候，最支持朱棣的反而是金忠，葛诚是反对，那么余逢辰则是用性命阻止朱棣造反。
如果不考虑成王败寇在后人心中的成见，换位思考，其实余逢辰才是真正为国为民的高义之士。
他在燕王面前拔剑自刎，用性命劝诫燕王不要造反作乱，成为危害国家霍乱百姓的凶手，力劝燕王名声大于得失，不要成为后世辱骂之人。
为什么要选择自刎。
因为他在告诉燕王，作为燕王的藩臣，他是忠义的，哪怕是死，也不会抛弃燕王。
他的高尚行为，和他丰富的学识是相比配的。
这也是朱高炽明知道此人的情况下，仍然遵从此人，并且只要是此人值班，朱高炽就会来上课的主要原因。
如果把此人的行为，放在汉朝七国之乱的时期，此人的名声，在历史上一定会截然不同。
余逢辰并不是个迂腐之人。
相反，在朱棣决定起兵造反前，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，在燕王面前自刎相劝的举动，考虑到了所有的形势，因此才做出的这个决定。
现在。
朱棣是他的亦君亦友，朱高炽是他教的学生，北平的发展成就，则发生在他的眼前。
“这其实是一场变法，虽然没有举变法之名，却有变法之实。”
余逢辰的话，让几人惊愕。
惊愕之余，又感到了后怕。
变法从来不是容易的。
遍观史书，变法充满了激烈。
只不过朱高炽的变法太顺利，所有的负面因素仿佛消失，在中华重工体系下，仿佛每一步都踩在了最有利的地方。
换句话说。
中华重工的发展，还没有出过错。
这是很恐怖的。
从古至今，哪怕在后世，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，这不是人力可以办到的。
余逢辰念起了朱元璋的《教民榜文》。
“乡里百姓，祖祖辈辈居处相近，田地相邻，相互之间不是亲戚，也是熟人。”
“年老的或与自己的父祖同辈，或与伯叔同辈，或与兄长同辈，虽不是亲属，也是同乡，朝夕相见，就如同亲属一样。”
“幼年子弟对长辈尊敬谦恭，敢有轻薄不遵教诲的，里甲、老人可以予以责罚。”
“如果年长者不以礼引导后生，只是倚仗上了点年纪，胡乱生事，也要治罪。”
“务必要做到乡里和睦，长幼相爱，这样时间久了，自然不会发生争讼一类的事情，大家都可以安享太平。”
余逢辰越念眼睛越亮。
一幅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，正在众人面前徐徐展开，犹如最美丽的画作。
“乡里的人民，贫富不均，婚姻、死伤一类的事情，谁都可能遇上，不论是谁家有事，其他人家都应出些钱物相助。”
“如果每户出钞一贯，每里每户，便是百贯，如每户五贯，便是五百贯，这样什么事情都能办妥了。”
余逢辰眼神中充满了对朱元璋的敬佩和尊敬，可随后又感到了困惑，因为中华重工。
“圣人对地方上的要求和督促，不仅可以解决遇事人家的经济困难，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乡里社会的友爱团结。我大明地方，则通过强化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，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。”
“现在，中华重工导致社会发生了变化，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土地，土地上的传统秩序，正在被破坏。”